艺人嫖娼舆论反应与禁欲治理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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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今年而言，媒体让文章刚作足完文章，黄海波又紧随其后，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黄海波嫖娼细节各方说法不一，媒体由结果反推细节，因利益而炒作的目的不喻自明。在中国当前社会，拿艺人说事是最安全的，不管媒体如何添盐加醋，也没人管你，远比拿官员或称领导说事非得掖着、藏着、窝囊着，来得更安全、痛快淋漓。

    黄海波嫖娼、文章出轨这样的糗事，社会会保持如此高的热情，除了艺人是名人外，分析起来，这里面还有深层次原因。艺人演艺，观众看戏，很自然形成屏幕形象、公众形象，还有就是艺人真实的自我形象。艺人演什么要像什么，这是对艺人的基本要求，达不到这一点要求，也就红不了。因此，屏幕形象与公众形象误差最小，但艺人的自我形象与屏幕形象就完全是两码事。而艺人桃色新闻一曝出，就彻底颠覆了公众形象。比如艳照门事件的发生后，如果张柏芝再走小清新的路线，那真是倒胃口，观众就肯定不买帐了，同理的还有文章的好男人形象。所以对于艺人来讲，自身的外表特征、气质决定了其屏幕形象，再由屏幕形象决定了在娱乐圈里一个特定的位置。艺人的观众形象一旦被毁，很难咸鱼翻身，再大红大紫。

    单单就警方拘捕黄海波嫖娼事情来看，黄海波只是艺人，不具公职，在法律上也只有婚姻法，才能真正起作用，社会很难对诸如黄海波嫖娼采取一边倒的道德审判。舆论批艺人嫖娼或出轨，侧重的只是黄海波、文章等艺人身上所具的屏幕形象，与自身形象之间的扭曲程度。无疑与警方抓嫖这种简单、传统的禁欲治理方式就拉开了距离。即便社会舆论围绕黄海波会作出了不少的评价，也只能停留在道德层面，这种潮起潮落式的关注，激情过后自然一切归于平静。

    在美国，对于公众人物的桃色新闻，不由得让人想起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当然克温丑闻你情我愿，只要有民意支持，针对克林顿罢免案就不了了之。政治人物克林顿与艺人文章的出轨，颇有几分相似度。美国公众人物嫖娼也有一例，这是来自于中国青年报报道，2006年10月，联邦政府在华盛顿查出了一位被称作「首都鸨母」的女子黛博拉·保尔弗雷。她手下的女子们多数是附近大学的研究生，可谓才貌双全。她掌握着长长的一串客人名单，其中不乏重量级的政要——45岁的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戴维·威特，就是其中之一。威特承认自己曾经是保尔弗雷的嫖客，向公众承认自己犯了「罪过」。当时公众要威特下台的呼声甚高，该州的民主党州长也已经准备好任命接替者。不过威特最终并没有辞职，而是获得了连任，因为选民认为他替公众服务得不错，尤其是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他为本州争取到了巨额的联邦拨款。由此可见，在美国就算是公职嫖娼也不是多大点事，但如果用公款去嫖娼，完全是两码事，就不再是道德问题，免不了法律的制裁。

    当然，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在中国现实里，嫖娼除了社会的道德审判外，还得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而法律是政治的集中体现，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根据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欲望越强烈，越贪求我欲之满足的人，他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更多更深。”这种痛苦往往造成对社会的不满，特别是诱发底层民众的不满，因此，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一般都会高度强调禁欲，这里的欲主要是对性的欲望。禁欲之目的就是降低荷尔蒙对政权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以免危及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所谓权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而性有自愿的，也有非自愿的，非自愿的往往通过金钱、强力等手段表现出来。非自愿的性，以各种手段支配他人来实现满足自己性欲的过程，其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低级表现。所以，权力与色情很容易走到一起，这就是权色相谋的道理。而历代中国统治者为了完成对社会的治理，不光让社会充斥着各种宗教、孔孟之道等禁欲思想，还不停的打压中国妇女。另一面，社会推行的禁欲文化，与皇帝三宫六院的纵欲文化，形成鲜明的两极，其中的太监文化更是血泪斑斑，泯灭人性。

    传统禁欲文化显然在今日中国并未过时，2011年08月11日环球时报甚至还发表《中国社会需要禁欲精神》为其摇旗呐喊，但实际上通过禁欲手段治理的政治收效甚微，先不论禁欲文化不仅改不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专制王朝没落的宿命，而且在男女比例失调的中国，要解决这些光棍、性欲旺盛等长期特定人群生理需求，一刀切只能走样变味，也就出现了网易视频里警方罚款一万，对方觉得太高，主动降价七千的灰色地带。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西性文化差距越来越小，社会对性工作者越来越持同情的态度。要让事实上己经存在、数量庞大的性工作者的不受盘剥、欺压。也只能切实完善婚姻法和其它相关法律，让性工作者从地下走向地上，为好色之徒提供去处，才能保护好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依照国外的经验，让性工作者合法化，设立红灯区并将其纳入政府管理日程，可作为为政者的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