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乌克兰并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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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国际媒体头条中“跌落”的乌克兰再度成为国际焦点问题，东乌克兰的几个城市正在重演一个月前克里米亚半岛的剧目。乌克兰分裂似乎正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虽然乌克兰临时政府指责俄罗斯浑水摸鱼，试图分裂乌克兰，美国也认为东乌克兰出现了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和情报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则回应，不要将乌克兰所有的麻烦都推到俄罗斯头上。

显然，单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已经很难解释乌克兰的问题了，即便俄罗斯想浑水摸鱼，但是水是怎么变浑的呢？显然问题还是出在乌克兰身上，或者换个角度说，类似于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是不是正在裂变呢？国将不国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国家是不是就是天然的有机体呢？未必如此，国际关系学家查尔斯·库普乾认为，中东地区的多数国家都没有成长为有机政体，而是人为实体。虽然库普乾没有详细论证这一问题，但是却可以为观察当代世界局势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乌克兰并不是一个有机政体，无论克里米亚还是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都有人将普京视为政治领袖。的确，乌克兰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国家，现在正在沿着原有的界线分裂，在热闹的地缘政治博弈背后是国家构建的艰难历程。

在一个全球性市场高歌猛进的时代，国家构建的问题更加尖锐，远远不像国家衰落论鼓吹者所想象的那样，公司、社会团体等成为新的组织形态，国家、主权等可以寿终正寝了。全球化的水平越高，国家就越必不可少，福山虽然继续坚持历史终结的观点，但是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政治秩序的兴起和变迁，同时认为，失败国家并非21世纪全球秩序的福音。

【乌克兰并不孤单】

毫无疑问，乌克兰已经成为悲剧的代名词，最近几年中金融危机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家分裂的问题似乎已经远离了人们视线。（非洲国家的内战与分裂似乎已经习以为常）阿拉伯之春只是将上个世纪70年代通过政变上位的军人们赶下了台，叙利亚陷入内战之中，但是阿萨德似乎已经躲过了一劫。乌克兰则出人意料重新演绎国家分裂的剧目。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这个世界上并不少，悲催的乌克兰并不孤单。

关于乌克兰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已经有很多文字论述过了，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国家为何物，为什么需要国家？此前的专栏文章中曾论述过国家的重要性，有读者朋友提出批评，一直在说国家重要，那国家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确切中要害。国家之于当代世界如同空气一样，已经成为必需品，但是却很难给它下个定义。

学术大师韦伯认为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等人则以系统取代了国家，害得学者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发动了一场“把国家找回来”的学术运动。回到问题的原点，为什么人会被组织为国家呢？如果国家仅仅是压制性的工具的话，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还是接受了这种压迫呢？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国家是一种中介组织，将一定数量的人集合起来，提供秩序、效率与正义，国家是在历史的风雨中慢慢被锻造出来的。

真正的国家并非人造产物，而是历史产物，或者说是有机成长起来的，正因为它是“有机”的，所以有韧性，不会轻易被打碎。

借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国家可以分为有机国家和机械国家，有机国家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比如官僚制度，还有与之匹配的市场体系（劳动分工体系），更重要的是国民并不将国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有强烈且真实的共同体感觉。机械国家徒有国家的名号或者制度，内部庇护制度盛行，精英集团形成了不同的团块，很难融为一体，彼此在经济上依赖性小，比如乌克兰东西两部分是不同的经济模式。机械国家如同蚯蚓一样，即便被截断了，还可以自成一体，如此裂变下去，最后就剩下个体的人了。当然机械国家中部落、宗教或者家族等成为“团结”个体的纽带。从机械国家走向有机国家需要战胜各种既有的纽带，将国家认同视为首要的精神归宿。

看看地图吧，到底有多少国家符合有机国家的标准呢？屈指可数，福山认为只有基督教世界突破了血缘纽带的禁锢，打破了“表亲专横”，共同体的感觉超越了家庭。非洲依然盛行部落政治，国家机构不过是部落政治的折射，比如南苏丹的纷争症结在于由哪个部落的人来出任总统，如此一来，国家被囚禁在部落政治之中。海湾君主国看似固若金汤，但是毋宁说国家是皇室出钱买来的，依靠巨量的石油收入，政府为臣民提供了优渥的福利条件。

罗伯特·卡根认为，政府形式是判定一个国家地缘结盟的主要指标。但事实是国家类型才是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变量。俄罗斯的目标是将乌克兰变成某种联邦国家，同时不要与北约发生从属关系。在乌克兰身上，地缘政治与国际构建几乎是同一个过程，而普京、亚努科维奇等人几乎成为左右局势的关节点。

【国家的艰难成长】

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都理所当然地将国家视为国际舞台的独立变量，但是这个假定本身就偏离了现实。机械国家的边界是开放的，主权带有很强的人格化色彩，精英意志压倒了国家理性。乌克兰局势从亚努科维奇逃遁之后就变得不可收拾。面对乌克兰的局势，欧盟必有穿越之感，一是欧盟已经“后现代”了，很多主权让渡到超国家层面，二是乌克兰在重演欧洲几百年前的历史。

1648年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时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众口一词，1648年也就被神化了，掀开理论的薄纱，欧洲的历史就是一件拼接的百衲衣，曾经欧洲有500多个政治主体，到近代只剩下了几十个，那400多个哪儿去了呢？被兼并了。从1648年到法国大革命，中间的一百多年，王朝政治一直没有退场。各种继承战争打个不停，领土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王朝国家的特点在于皇室是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说皇室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如何从王朝政治变成国家理性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一新的政治力量是横向社会关系变得发达，削弱了皇室、教会等机构对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欧洲政治本身就有多元的特点，而宗教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为世俗国家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世俗国家构成了一个群雄并起的局面，战争的烈度和频率让君主们吃不消，为了支付战争的成本，不得不向商人阶层让渡权利以获得税收，为了让商人提供更多的税收，国王需要保护市场，给商人特许权，如此，劳动分工体系得以扩张。国家与市场同时扩张，从而为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欧洲国家几乎都经历过重商主义的阶段，而商战与王位继承战争交互发生，说明在国家的庇护之下，商人阶层至少有了共同利益的认知与感觉。

欧洲国家的成长与构建只是诸多国家成长史中的一例，即便欧洲的历史经验也没有真正地反应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来。当代国际关系是各种历史经验的叠加，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仅仅以“应然”的国家理论来看待乌克兰的问题，那真是令人沮丧。欧洲人打了几百年终于让国家呱呱坠地，难道乌克兰要重走一遍欧洲的路吗？目前来看，乌克兰正在回到历史。

除了欧洲之外，算得上有机国家的国家大多数都拥有比较长的国家历史，无论是小的王朝，还是巨型帝国，可见有机国家的确需要经过漫长的有机成长过程。国家并非人造物，但却是人的必需品，这似乎是悖论，只有将人变成大写之后，国家才会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而恰恰个体的人都是短命的（相对于国家），这又是另外一个悖谬之处。

行文至此，似乎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了：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建立国家呢？有机国家依然是稀有物种，所以这个世界很不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