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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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律师还是一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职业。后世有许多人认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律师是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在广州长大、在香港接受启蒙教育的伍廷芳，于1874年自费留洋，在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和大律师资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

不过，“伍廷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律师”的说法或许并不准确，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写道：“论者谓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公为第一人”，此“公”即为伍廷芳，但按照这一陈述，伍廷芳应是第一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与伍廷芳结亲的香港何家也诞生过一位华人律师——1864年，伍廷芳与何妙龄结婚，何妙龄的父亲何福堂是香港第二位华人牧师，何福堂之兄何卫臣即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不过何卫臣与伍廷芳谁执业更早，无从考证。

留美幼童当中也诞生了两位律师，一位名叫张康仁，另一位名叫曹吉福。关于曹吉福的资料，如今已无从寻觅，只知道他是江苏川沙高昌乡人，是川沙地区出国留学的第一人，后曾担任律师。张康仁倒是名气颇大，因为他是第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首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张康仁为今人所知，主要是因为钱钢与胡劲草合著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生于1860年的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商人家庭。赴美之后，他先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但并未读完便被清政府强行召回。

关于张康仁在美国期间的生活，后世记载有限，只记录了他与欧阳庚和罗国瑞一起居住在盖迪先生家中，熟悉美国社会情况后，入读哈德福德公立中学，与钟文耀一起寄住于威廉·史密斯先生家中。1878年，他进入菲利普斯预科学校，次年毕业时，还在毕业典礼上做了题为“希腊在希腊以外的影响”的英语演讲，之后便考上了耶鲁大学。此外，还有记载指他是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并骑着上街的留美幼童。幼童们被强行召回国内后，张康仁与其他人一样，被随意分配，他的去向是福建水师学堂。他对清政府的漠视十分不满，加上已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的闭塞落后与专制，他决定离开。

我相信在当年的留美幼童中，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这并不容易实现。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妥协，循“正途”在官场或技术领域打拼。张康仁却有着独特的优势，他的哥哥就在夏威夷经商。依靠他的资助，也依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借款，张康仁又回到美国。据说，在檀香山中转时，他还遇上了一位老同学，对方希望借钱回国，他就将自己全副身家交给对方，自己则重新赚取旅费和学费。回到美国的他，继续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并在1883年毕业。此后，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于1886年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毕业时，张康仁才剪去了脑后的辫子。

我查过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这条辫子是否是张康仁的第二条辫子——当年的留美幼童中，有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偷偷剪去了辫子，这也是清廷将他们强行召回的一大诱因，不知道张康仁是否位列其中。回国后的幼童们又重新留起了辫子，直至清亡。

毕业时，当地报纸的报道中曾提到这位中国人，指“张康仁（Henry Chang）是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中国律师……身材高大，有才华，在他的班级中，他在法学研究方面的能力是最突出的。”

但仅仅拿到学位，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真正成为了律师。据载，按照美国通行制度，他必须成为州律师协会会员才能取得律师执照并从业。但当时排华法案已经实行，禁止华人入籍，而按《纽约州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在纽约州内成为执业律师。这就使得张康仁没有资格参加律师协会资格考试。

一个人与排华法案的斗争

面对排华法案，面对自己拥有学位却无用武之地的窘境，张康仁开始了维权之路——这似乎也是他第一次学以致用。而抛开排华法案自身的不合理性，仅从张康仁的申辩和执业过程，也可看出当时美国的法治状况。

应该说，当时的美国精英阶层，也有不少人对排华法案持保留看法。张康仁作为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

1887年4月，张康仁申请执业，并在纽约州长面前做了申辩。这次申辩显然起到了效果，5月2日，纽约州议会专门通过了一个特别法案，准许纽约市最高法院豁免张康仁的外国国籍因素，允许他在通过律师协会资格考试后加入州律师协会。

张康仁顺利通过了考试，据说评分也极高，三位考官一致决定接纳其为正式律师。

但意外的是，当张康仁随后向纽约市最高法院提出执业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而且，纽约市最高法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

当时，大法官查尔斯·布朗特表示，州议会只是准许纽约市最高法院豁免张康仁的外国国籍因素，并允许他在通过律师协会资格考试后加入州律师协会，但“准许”并不等于“强制要求”。换言之，州议会只是给予最高法院自主权，最高法院可以违反排华法案和《纽约州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接纳张康仁，但也可以根据原有法律，拒绝张康仁的申请。而查尔斯·布朗特与另一位大法官查尔斯·丹尼尔斯的决定是：法院自主决定拒绝张康仁的申请。

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困扰张康仁的问题仍是国籍问题。纽约州最高法院不会为了一个中国人突破自己的法律。

当然，最高法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大法官约翰·布莱迪就认为应该接纳张康仁。他表示，此前已有州议会豁免律师资格申请者外国国籍的先例，而且法院当时也曾宣布：“看来州议会有宪法赋予权利把从事律师业务特权授予某些外国人。”

后世提起此事，多探讨排华法案的不公，为张康仁惋惜，但我更留意的却是美国的制度。没错，排华法案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排斥某族群入籍的法案，确实不公，可算臭名昭著，张康仁的中国国籍也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遭遇了歧视。但抛开这些，在张康仁的申辩过程中，美国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和程序性都得以展示，甚至不客气地说，如今的中国法治，也未必能比得上当时的美国。

张康仁并非没有社会资源，他得到了州长的接见，还得到了州长的批示，州议会也进行了讨论和表决。用中国说法，这就是省委书记专门批了条子，人大讨论通过，当地法院还不乖乖听话？很抱歉，纽约州法院偏偏没有听话，而且，他们并非拍拍脑袋就决定不听话，而是同样经过了内部正规程序，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表明立场、态度和依据，并最终以投票形式作出决定。

相比之下，纽约市中级民事和刑事法庭则让人啼笑皆非。说它是反面教材吧，倒也算不上，因为它同样充分利用并坚持了司法独立，可做法却是滥收移民入籍。据说该法庭的一位法官曾创下一日内发放1683张入籍证明的纪录，也正因此，该法庭被戏称为“入籍机器”。张康仁在被纽约州最高法院拒绝后，也将入籍作为首要任务，于是转而向纽约市中级民事和刑事法庭申请入籍。1887年11月11日，他在该法庭的法官乔治·胡森手中得到了入籍文件。

此后，他一边在一间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一边等待第二年的律师协会会员资格申请。1888年5月17日，他获得纽约州律师协会会员资格，可以在纽约州执业，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华人律师。

1889年6月12日，他又获得了美国公民护照，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面发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国内舆论对张康仁入籍一事进行了猛烈抨击。《纽约时报》就撰文表示胡森法官归化张康仁毫无道理，因为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已经明确规定了中国人不得入籍，张康仁是第一个破例者。众多舆论都认为张康仁的入籍无效。

之后的张康仁，选择前往华人最多的加州职执业。1890年，他申请加入加州律师协会。但加州方面拒绝了他的申请，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霍斯甚至直接断了张康仁的后路，裁定其入籍证件为“非法发放”，属于无效。因此，张康仁不但没了律师资格，连入籍资格也没了。

这场斗争，以张康仁的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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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算是一个在美华人的表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