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地缘政治的迷雾

yao2347

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总能激起国人的兴趣，乘坐出租车时经常会听到一些司机朋友的高谈阔论，国际关系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谈资的一部分。而笔者听到很多人谈及地缘政治时带有强烈的阴谋论色彩，的确地缘政治中有很多属于“谋略”的内容，但是作为一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地缘政治并不仅仅停留在“阴谋”的范畴，更多的是对权力与空间关系的科学研究，更是对久存于历史与现实中人性原则的尊重与发掘。

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能不说是欧洲地缘政治体系崩溃的自然反应，100年后，世界再次进入一个地缘政治时代，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南海岛礁无不印证着一个朴素而致命的道理：在全球市场网络之下是地缘政治的顽强逻辑。

中国已然被认定是世界大国，虽然中国一直在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从个人而言，绝大多数国人并不富裕和强大，但从国家的体量而言，中国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地缘政治是大国政治的核心，也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必修课，但国人似乎还没有从思想和观念上适应这种大国地位。非白即黑的二元论、道德感压倒利益判断、受害者的弱国心态都阻碍了国人形成客观的地缘政治思维。大国既是实力的积累，也是大国民思维和心态的重塑，没有后者，权力的使用就缺少了方向，销蚀权力资源却换不回应得的地位与声望。

（一）地缘政治没有那么神秘

地缘政治学的名声在二战之后曾经非常糟糕，因为纳粹德国曾经以此作为对外侵略扩张的依据，德国必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即便如此，冷战本身就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游戏，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终将整个世界囊括进来。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峙的背后是地缘政治的博弈，因此，地缘政治一直没有消失，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再次登上舞台而已。

地缘政治到底是什么呢？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马汉则奠定了海权论，在各种理论的背后是权力在空间中的配置和使用。每次人类交往形式的变革都会给地缘政治增加新的内容，比如飞机的出现带来了“制空权”的理念，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则让虚拟空间成为国家边疆的一部分。地缘政治的思维与逻辑在1648年之后的欧洲现代国际体系中锻造和成熟起来，从而让地缘政治带有浓厚的欧洲特色。

为什么欧洲人会把地缘政治用得如此纯熟呢？原因在于欧洲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没有形成稳固的大帝国，数不清的政治主体（包括王国、伯爵领地、选帝侯、骑士领地等等）在一个混沌的世界中自由竞争，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因此，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创造了国家。这一论断的确适合于欧洲历史。地缘政治原初的含义就是要为国家争取生存和更大的利益，主权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形成的，主权对内意味着可以垄断使用暴力，而对外则意味着承认彼此具有平等的生存权。而在地缘政治的逻辑下，欧洲的国家数量不断减少，很多小邦国被合并起来，最终地缘政治也就成了大国的特权。

欧洲激烈的战争与博弈让地缘政治必须信奉权力（利益）第一的原则，意识形态的好恶被排在的次要地位，连宗教观念、王朝利益也要为国家利益让路。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世俗国家，但是意识形态的好恶已经影响了人们对地缘政治的判断，每次热点问题出现之后，国人都受到一种情感的纠结或者心灵的革命，被刻画为世界霸权主义代表的美国到底是好还是坏呢？非敌即友的二元论思维一直左右着国人的思维，复杂的人性以及地缘政治图谱也被简化了。当世界被分为善恶之后，与恶人握手言欢就变得不可理喻。

对地缘政治“历史经验”的匮乏也是个问题，这包括中国本身缺少类似欧洲的地缘政治历史，秦统一之后中国一直是个帝国，帝国的主要议题是处理蛮族入侵问题、维护便将安全。除了欧洲之外，欧亚大陆在近代以前基本都处于帝国统治之下，因此，地缘政治本身也具有欧洲特色，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近代世界是欧洲人的，地缘政治也就变成了世界性的了。另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育也存在着不小的漏洞，革命、解放、独立等“大词”使历史带上了先验论的有色眼镜。作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剧或者历史题材的电影是公众形成历史观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的“抗日神剧”无疑娱乐了东亚地缘政治，道德上的好恶掩盖了地缘政治的真实面目。

近代中国由中华帝国转型而来，但其中的过程非常痛苦，殖民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近代中国算不上大国，在“救亡”的压力之下，中国成了弱国，而国人也形成了一种弱国心态。近代中国鲜有操控地缘政治的机会，在殖民主义的入侵之下只能被动做出反应。受害者的悲愤对民族团结是有意义的，但是对地缘政治思维的形成却是不利的。

（二）地缘政治的新形式

毫无疑问，欧洲人是玩地缘政治游戏的高手，但随着欧洲绝对优势的丧失以及世界力量的多元化，地缘政治的形式与规则也随之一变。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再是地缘政治的唯一玩家，异质性的力量参与其中，地缘政治的规则正在依据全球权势结构而相应调整。地缘政治不再是大国的专利甚至不是国家的专利，文明已经介入其中，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地缘政治的博弈。

文明之于地缘政治并不仅仅停留在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人类集团的博弈，是超国家的行为方式。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天主教世界极为震撼，但是并未组织联合军队来挽救拜占庭帝国，因为拜占庭帝国毕竟是东正教文明的中心，距离天主教还比较遥远。要知道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摆了个大乌龙，本来要去征服伊斯兰教的领土，结果这帮战力并不强的天主教骑士将君士坦丁堡洗劫一空，还在那里统治了半个世纪。

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博弈一直延续下来，时至今日，欧亚大陆西端的地缘政治依然有这种文明的影子，只不过拜占庭的衣钵被俄罗斯拿过去了。普京以保护俄语居民为理由吞并克里米亚，已经超过了俄国的界限，而是聚焦于文明心理层面。

地缘政治其实是不同历史遗迹的“层积”，就像岩石层一样，其韧度与硬度并不取决于最表层的土壤。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是帝国的时代，而帝国往往代表着一种文明，因此帝国的扩张也是文明的扩张，以欧洲为例，中世纪欧洲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帝国，天主教借助世俗君主的刀剑而不断扩张，公元10世纪北欧接受了基督教，马扎尔人也皈依天主教，“欧洲”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时代。现在欧盟虽然已经有28个成员国，但是“欧洲”依然是复数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行为方式。

伊斯兰世界自四大哈里发之后出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两派的斗争延续了千年，之前以什叶派的波斯帝国和逊尼派奥斯曼帝国为代表。中东地区建立独立国家之后，这种文明斗争依然存在，伊核问题表面来看是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实际上还是逊尼派的阿拉伯人对什叶派的波斯人的抵制。沙特为代表的海合会成为制衡伊朗的主要力量，此前伊拉克是主力，美国政府推翻萨达姆之后打破了既有的格局。政权形式不能改变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逻辑，民主改造计划的浮土掩盖不了文明博弈的深层裂痕。

经济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几千年形成的文明地壳依然按照自己的运行，地震是免不了的。文明代表着一种超国家的力量，而国家内部力量的博弈代表着次国家力量，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兴起了独立的高潮，建国代表着一种激情，冷战结束之后，很多国家徒有其表，或者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现在很多热点问题都是由国家内部而起。原因何在？国家尚未成为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反倒变成各种势力对抗的角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