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着急的人是多么幸福

yao2347

西门媚及她的先生西闪都是我的老朋友，但并不是四川袍哥式的老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与人之交往，都把持了相应的分寸，不被那些浮在表面的泡沫和不得体的热络所左右——即考虑别人的情绪与感受，尽量得体，但绝对拥有自己的人际空间与相对自足的内心，那种距离感分明有一种对别人隐私的尊重，以及心怕对他人权利的冒犯。这在中国特别是四川的人际交往中是少见的。不过，我们在许多方面也毋须事先知会，都能获得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他们夫妇俩在四川人中都属于另类，安静、感性、理智、节制，且活得明白。在一个吆五喝六的场合，安静地旁观一群人越轨胡闹，且不厌烦地带着一点欣赏态度的，一定是他们夫妇俩。

他们是逆潮流而动的人，他们的“逆”绝不是硬邦邦地对抗，而是一种我少跟你或者不跟你玩的疏离。换言之，过硬的对抗，在他们看来从美学上讲都有瑕疵，其不美是必然的，同时也未免过于高调，他们骨子里不希望得到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之注意。在这个物欲流横的时代，自我放逐与边缘化，放弃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恨不得即刻就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对人生之舍人生之得的理解，有些人花一辈都无法想透，可是他们才三十多岁时都明白了。他们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看起他们很爽的生活。他们要过的生活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选择读书、写作、画画、旅行，不乏情趣的慢生活。在一些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你要真试验一回，就知道绝不那么简单。

在一个情趣、情感被磨蚀至压缩饼干，时空切换处于重力加速度的时代，人的欲望因物质的丰盛之勾引而被无限放大，要过慢生活那是得有点定力的。成都有万般不是，却也幸运地有一二好处，让人喜爱。一是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二是市民化与包容精神。如果说广州人从早上到中午都在喝早茶，那么成都人大约是从近中午开始就到茶馆去了，其实这两件事对两地民众的生活功能大致是一样的，都具有休闲与商务功能，不同的是后者更加市民化。尤是那种晒太阳喝坝坝茶的日子，你想成都人掩饰一点他脸上的满足感都不行。但随着物价的攀升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成都过慢生活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可是从2002年至2013年迁往广州之前的十一年中，在朋友们眼中，西闪西门媚夫妇过的是十足有质量的成都慢生活。甚至我认为他们在小资、诗人、画家、地下摇滚乐、社会批评者等诸多文化圈以外，独立构筑了一种有文化的“慢生活”，丰富了成都的文化生态。

西门媚的随笔集《纸锋》中收了一集“一纪读书”，她从2002年开始写年末读书记，至今已达十多年。我们从这些读书记里不仅读得出她的精神谱系，也看得到她维持其精神状况的生活脉络。在我和一些朋友看来，西闪、西门媚夫妇，是成渝两地的结合体，却是比较老派的成都生活方式之实践者，当然与官方及有些御用学者所吹捧的“成都方式”是大不相同的。我所说的老派当然不是说他们遛鸟、到茶馆喝早茶、热衷打麻将等，而是说他们习惯于与在这个什么都快如闪电的时代，与那些物欲横流、莫明其妙的进取心，保持距离，过一种如今人们罕有的慢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们离开成都，成都年轻的文化人里已经没有过慢生活的人了，应该算是成都文化生态的损失。

提及成都的市民化与包容精神，西门媚的新作《纸锋》里有专文介绍社会学者魏伟研究成都同性恋的专著《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研究者说其他城市的同志都非常羡慕成都同志所拥有的自由和空间，并提出三条理由来说明形成如此格局的原因：文化的多元性（没有包容绝无多元）、本地宗教（道教对成都的影响）、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颇有意思的是，这位获得芝加哥社会学博士的学者魏伟是重庆人，以我对成渝两地人之观察，说成都好话的重庆人不多——除非你是在成都受教且长期生活于此的重庆人——这说明成都的独特性基于学者对特殊群体的细致研究得以彰显出来。

说了这半天，好像西闪西门媚夫妇似得道高僧入定一样，完全古井无波似的。倘使人们出现这样的判断与认知，那必是我文字力有未逮或误导所致。事实上他们在热爱生活、温柔敦厚地应对世事之余，有那种为美好生活本身的丧失，起而行之的勇气，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们是热爱成都的，正是因为太热爱，不忍看它受到人为的伤害。在为它做了自己的努力而无成效后，他们只好移居同样充满生活及市民气息的广州。好在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虽然我们网下见面的时间更少了，但却可以每天在网上“相见”。但即便在成都，他们与朋友们也多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交往方式。“天涯若比邻”在如今绝非是为夸张而存在的句子，而是一种事实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