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茂屯农会的起伏

yao2347

在萧队长率领的工作队动员下，元茂屯农工会成立了。贫农赵玉林为主任兼组织委员，郭全海为副主任兼分地委员，白玉山为武装委员兼锄奸委员，中农刘德山为生产委员。“三十来个贫而又苦的小户，无地与少地的庄稼人和耍手艺的，是基本会员。”会员都编成小组，小组长和基本会员再去联络人，分别介绍加入农工会，并编进各小组。

对于成立农会的目的，作为农会正副主任的赵、郭二人是这样认识的：“‘土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咱们团体抱得紧，啥也不怕呀。”“天下两家人，穷人和富人，穷人要翻身，得打垮地主。”“一人为大伙，大伙为一人。”也就是说，穷人抱团，形成合力，才能与财大气粗的地主斗争，“要回咱们自己的东西”。道理看似简单，要让元茂屯的人们接受并实践却并不容易。即便是郭全海，在串联小户遇到阻力时也不免打退堂鼓，只是因为有萧队长和工作队撑腰（萧曾说过：破封建，斗地主，只管放手，整出啥事，有我撑腰）才坚持下来。

事实上，人们在被动员之初就担心工作队撤走，因而不敢斗争地主，也不敢分地分牲口，在郭全海一再保证“工作队决不会走”之下，运动才得以缓慢推进。当韩老六在工作队的主持下被枪毙后，“屯子里出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人们纷纷去找工作队，请求加入农会”，农会规模得以扩大。从中不难看出，组织的吸引力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来自其自身，而是拥有物质和思想双重武器的外部力量，人们加入这个组织却先去请求支撑组织的外部力量，也就预示了一旦外力减弱或消失，组织便极可能发生变化。其实一得知萧队长要走，郭全海就“怕整不好”，也不知“往后农会干啥”。

果不其然，在萧队长回到县上之后，郭全海这个农会主任（继赵玉林之后）就渐渐被流氓张富英勾结一些三老四少夺了权。正如萧队长自己分析的那样，“干部调走过多，领导因此减弱”，而“领导的强弱往往决定工作的好坏”。作为元茂屯穷人主心骨的萧队长调走自不必说，便是留下来主事的原工作队成员刘胜也升迁到别处了，而继任的元宝区区委书记又顾不上元茂屯，致使郭全海没人撑腰，加之几个“对心眼”的农会骨干有事离开，郭全海在农会里人单势孤，到区上反映情况也没请得“尚方宝剑”，“脱袍退位”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

在这过程中，原本被萧队长看好的小户们（萧告诉郭“遇事多找小户来合计，人多出韩信”）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群众的阶级觉悟没有真正普遍地提高”。“好老百姓”见张富英一伙人多势众，虽知谁是谁非“也不敢随便多嘴”。老孙头借着酒劲为郭全海说了几句话，在遭到斥骂和威胁后“也不说翻身的事了”。他由此认定，“官家的事，咱们还能管得着？咱们老百姓，反正是谁当皇上，给谁纳粮呗”。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花永喜“又光忙着自己地里的活”。而被“罢官”的郭全海呢，“见天去卖零工夫，吃穿不用愁，小日子倒过得舒坦”，觉得“无事一人轻，也好”。殊不知，农会乃是农民自己的团体，会员有权利也有责任维护并发展之。自治组织异化如此，不能说没有相当的社会心理基础。

自治乏力，人们就越发期盼清官的出现。当已升任县委书记的萧队长重返元茂屯，简直就是救星下凡，“东方才放亮，看人还不真，农会的院子里，黑鸦鸦的一大片，尽是来看萧队长的人”。“男男女女都七嘴八舌地说出他们的惦记和盼念”，“要是萧队长还不来呀，分劈了的房子地，他们也要往回收”。“萧队长来了，有人撑腰，往后也不怕张富英、李桂荣（富农李振江的侄儿——引者注）再折磨人了，人们心都敞亮了。”而“混进”农会作威作福的张富英见萧队长又回来了，则害怕得“一宿没有合上眼”，打预防针让“大伙加小心，不能乱说”，但显然是徒劳。在萧的提议下，元茂屯成立了贫雇农团（从而架空了原来的农会），郭全海“出山”担任团长，清算张富英一干人，并继续砍挖运动（砍大树、挖财宝，即斗地主起浮财）。有了外力的加持，农会好似“满血复活”，又显示出了组织的力量。

类似元茂屯农会的问题，正是土改“夹生饭”的表现之一。所谓“夹生饭”，顾名思义就是斗争搞得不彻底，地主没有完全受到清算，群众没有充分提高觉悟。特别是群众觉悟不够，行动乏力，致使农会难以健康发展，也难以维护会员利益。

农会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干部队伍不纯、行为腐化。松江省（周立波参加土改的地方）阿城县在煮“夹生饭”过程中就发现，“东村新干部和积极分子中发生很多问题，如此次恒隆区检举了区工作员张云龙，张参加工作一年，工作表面不深入，曾强奸妇女，贪污斗争果实，打骂群众。群众提出要他回家种地。与此同时，会上还揭发了十个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双自区此次洗刷的三个区干部，其中梁国兴是伪满长春的监狱警察；谢广福贪污群众果实给自己保媒，包庇地主，和地主女人勾勾搭搭，在他领导下东兴村的两个村干部贪污；张景槐糊里糊涂，只会起枪打人。此外，在蜚克图、正旗、平山、红旗等区也都发生村干部贪污、搞女人等错误，至于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现象则更多。”（引自《阿城县深入砍挖运动中的三个问题》，文收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土地改革运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新干部和积极分子，是抱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参加斗争的（如为了‘报仇’、‘出气’、‘得果实’、‘凑热闹’等），甚至还有没经过斗争，由我们的老干部把他‘找出来’就‘封了官’的，如不很好地进行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发生问题，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出处同上）当然，能够教育这些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只能是工作队或者是“带工作队性质的训练班”，而不可能是群众。实际上，各村的主要干部都是上级组织配备的，教育干部和使用干部也都是上级组织的事情。虽然按照农会章程，会员在会内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罢免权，在农会一切会议上有权批评、检查任何干部工作，但这些权利有无行使看来是很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