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谈论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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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当我们在这个时刻充满焦虑，用着国将不国一般的口吻谈论边疆民族问题时，是否知道，在整整八十年前，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在用着同样，或许是更大的焦虑在谈论着边疆与民族。

1934年3月，一份几乎是聚合了当年国人所有此种民族主义焦虑的边疆杂志创刊了，是为《禹贡》半月刊。那篇由创办者顾颉刚先生与弟子谭其骧先生共同拟定的发刊词如此写道：“这数十年来，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关东军吞并东北的步伐越来越快。）

“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在《禹贡》创刊的1934年，这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问题。1934年，外蒙，虽然国民政府不承认外蒙独立，但在苏联的庇护之下，这早已是既成事实；东北，已在三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中丢给了日本人，传说中的“满洲国”已粉墨登场；内蒙，德王在日本人的唆使之下，主持的“内蒙自治运动”正“渐入佳境”，内蒙未来究竟是谁人之天下，还很难说；新疆，盛世才刚刚在1933年底取代了金树仁，虽名义上仍归属国民政府，但实质上却依附于苏联的羽翼之下；西藏，自清亡之后，中央政府的势力在西藏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1934年，从东北到内外蒙，从新疆到西藏，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所有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边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是一个“学术概念”罢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意义。在现实国土与理论国土之间，国人真的不知道，到底哪些边疆地区应该归我们？中国的边疆分裂趋势，正不知伊于胡底？

顾颉刚本是一个以上古史研究著称的大学者，最著名的研究就是在“古史辨”中质疑“尧、舜、禹”存在的真实性，这后来被演绎为神奇的“大禹是条虫”。坦白说，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多少是带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但是，在1934年时，顾颉刚先生却几乎放弃了“大禹是条虫”，彻底转向至边疆与民族研究，相应的也成为了一个无比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这显然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绝对反面。

如何看待这一无论从学术方向还是思想倾向而言都堪称巨大的转变？顾颉刚先生夫子自道，他正是受到了“九一八”和“内蒙自治”的强烈刺激，才走上了边疆研究之路。据《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禹贡》本来想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准备工作，但在“强邻肆虐，国之无日”的情况下，“遂不期而同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没错，《禹贡》就是一份民族主义导向的“保边疆”刊物。

可以说，边疆研究，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之下，已远远不是纯学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学术抗日”的战场，而且是最前线，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奔赴这个战场的中国学人还大有人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先生等北平著名学者就在北平图书馆聚会，商讨“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会后，傅斯年即联合蒋廷黻、萧一山、徐中舒、方壮猷等四位史学界的一时之选共同撰写《东北史纲》一书，据说这也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东北史。此套《东北史纲》原定出版五卷，但最终只有傅斯年负责的第一卷和整套书的英文节略本如期出版（蒋廷黻先生负责的最后一卷后来以《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为名出版）。《东北史纲》英文节略本在当时的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作为“历史铁证”送交国联调查九一八的李顿调查团，而且还印刷了两千册分送各国朝野宣扬中国立场。

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第一卷中强调，“就此两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东北在历史上永远找不出与日本关系也”。

既然是“学术抗战”，就一定以后作为对手的“侵略者”。战场的对面，是以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介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历史甚至要早于中国学者，早在1908年，受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委托，成立了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满鲜历史地理调研室”，显然，日本边疆学研究由此昂首阔步的走上了“政治化”道路。

1922年初，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在梁启超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他著名的“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认为中国本来的领土指的是满洲、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以外的“本部十八省”，中华民国无权继承清朝留下的边疆领土。九一八前，这一观点又经号称日本第一战略家的石原莞尔进一步阐发，“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在实质上成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