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面反腐，于事无补

yao2347

刘宋孝武帝刘骏在历史上是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原本他是宋文帝刘义隆儿子中较不受宠爱的一位，年纪轻轻就“屡出外藩”，被封为武陵王，派到地方上任职、领兵，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刘义隆的太子刘劭犯下重罪，刘义隆打算更换太子，考虑的多名替补人选中，竟没有身为第三子、已在地方上有所建树的刘骏。然而因祸得福的是，就在这一年刘劭发动政变，刘义隆被杀，原先的几位“替补太子”或蒙上“政治污点”，或因被刘劭拘束、牵制而无所作为，因不受宠而外放的刘骏却凭借手握的军事实力，和“为君父报仇”的“大义名分”，轻而易举地获得“讨逆”头功，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众人羡慕的皇帝宝座。

刘骏生于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靠武力平叛并登上帝位时年仅23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风云变幻，能够凭借自身实力一举成功，又能在随后短短11年的统治时间，将手握重权、对帝位虎视眈眈的刘氏宗族和地方军阀一一荡平，终其一生确保皇位稳固，其个人能力是令人叹服的。站在刘劭一边参与叛乱的名将萧斌曾经感叹“南中郎（刘骏当时官号为南中郎将）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岂复可量”，这个来自敌人的褒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由于长期身在外藩，做皇帝属于“半路出家”，和其他继位的帝王相比，刘骏对民间疾苦和官场弊端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平定刘劭叛乱、登上皇位仅仅几天，他就派遣“大使”分赴各地州郡“巡省方俗”，这本是中国官僚体系中整顿地方吏治、澄清官场流弊的传统办法，也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西汉武帝刘彻依傍古制划分九州为监察区域，派遣刺史和绣衣直指使者进行巡查，所采取的正是这一思路。到了魏晋南朝，“州”已从监察区域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刺史从监察官演变成地方行政长官，御史台一类的机构、御史一类的监察官职虽通常仍旧设立，却多半徒有名称，无法正常发挥监察作用，有时甚至沦为安插士族子弟“平流进取”的闲差。刘骏能敏锐地看到其中弊端，在即位之初、万机代理之际，便着手恢复地方监察职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即位仅两个月左右，他便下诏抚恤“百姓劳弊，徭赋尚繁”，号召宫廷和官僚机构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供张劳役，“供御服膳，减除游侈，水陆捕采，各顺时日”，注意抑制贵戚士族对平民山林湖沼的侵吞，此后又多次下诏恤民，包括减税、赈灾和豁免积欠债务等，且许多措施具体、周密，包括两次免除民间欠债、允许纳税人用“杂物”替代谷帛和钱币缴纳赋税，以及为促进商业发展，一度停止征收“道中杂税”（最后一次下达这类诏旨是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二月，此时距离他去世已不到半年了。

他还大力整肃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冗员，更在大明四年（公元460年）颁布诏书，主张对“力农之民”也“随才叙用”，这是曹操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罕见地明确否定用官“出身论”的论调，是对“唯才是举”用人原则的久违的强调，如能切实推广，对澄清吏治、改善行政效率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照理说，这些措施、政策既有高屋建瓴，从制度上着手整顿的，也有贴近“地气”，直指民间疾苦的；涉及面上至士族、皇室贵戚乃至皇家，下至普通民众，既有关乎中枢的，也有顾及地方郡县的，加上皇帝年富力强，又有丰富地方行政经验，倘切实贯彻实施，对减少腐败现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吏治，都应起到积极作用，并收到一定的效果。

但事实却似乎恰恰相反。

记载刘宋历史的正史《宋书》，是齐梁之际由沈约等人奉诏编纂的，由于相去年份不远，且齐、梁两朝的更迭都存在所谓“禅代之讥”，通俗说就是有些“来路不正”，下诏者、编纂者和传主间难免有千丝万缕的瓜葛，因此在评价刘宋帝王时，不免束手束脚，谀辞较多和为尊者讳，是较为明显的硬伤。但即便这样的一本书，在评价刘骏的政绩时，也给出了很不客气的评语。在刘骏的《本纪》末尾，编者以“史臣曰”的口吻给上、中、下三等帝王列出了“评判标准”，上等是“役己以利天下”（自己辛苦，天下得利），中等是“利己以及万物”（自己吃肉，百姓喝汤），下等是“尽民命以自养”（折腾老百姓养肥自己），“史臣”一笔把刘骏扔进下等行列，斥为“桀纣之行”，说他“终之以乱”（这个评价严格说有点诛心，因为他本人寿终正寝，“乱”的是他的继承人、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对于一个一手打下江山，好歹“圆满毕业”的“中兴之主”而言，这样的评价，可以说低得不能再低了。

从纸面上看，刘骏在短短11年“任期”内，为澄清吏治，整肃贪腐，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第一刻操心到最后一刻，如何竟落到如此一个“差评”？

奥妙就在于，他的许多“反贪措施”，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