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吾国教育的几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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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接到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的来信，说他今年就准备退休了。面对这一人生转折，他不免感概地说：“我一生中的最大失误，是在社科院滞留的时间太长，没能早日进入学校。在学校可以与年轻人相互影响。读文章和面对面，在影响力上毕竟是不同的。”同时，他寄来最近出版的姐妹篇《吾国教育病理》和《科场现形记》。前者是他个人的著述，算是课堂上的夫子自道了；后者则是他学生社会调查的结集。

俗话说，“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吾国教育病理》最近频频在当当等网站登上教育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头名,至少算是小出风头。作者自然有些得瑟的资本。但是,郑也夫对自己的著作并没有多言,而是反复督促我看另外一本,即学生们的社会调查。他心里更看重哪个，一看便知。这也让我理解他为什么为没有能早去大学教书而遗憾。

我认识郑也夫大概是三十年前。我当时是《北京晚报》一个刚刚出道的小编。他大我十岁左右，是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的助研，也是刚刚出道。我们俩都有一股文章救国的豪情，一拍即合，成为三十年的挚友。

虽然是挚友，但也有道不相同的时候。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郑也夫亲口对他说：“别看薛涌跟我挺哥们儿，他骨子里从来看不起我的学问。”对此，我当时没有否认。不过，他对我也够狠。记得有一天我告诉他自己太瘦弱，准备练块儿，把体型弄得像样点。毕竟我还处于光棍儿阶段。他听了扑哧一笑：“你咋练也赶不上那些不练的呀。”这话让我对他“记恨终身”，乃至五十二岁那天负重二十公斤拉了八个引体向上，拍成视频上载到微博上，催促老友好好看看：我三十年后到底能否赶得上那些不练的？！

话归正传，先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看不起”他的学问。

我们相识时，郑也夫当然是兄长般的人物，学问大得多，英语也很好。我没有受过任何社科训练，英语可谓目不识丁。也许是缺什么就崇拜什么，我对学问敬若神明，趣味非常学院派。郑也夫虽然满腹经纶，但谈起话来如同北京街头的“板儿爷”，不管是什么问题，都直来直去，简单得出奇。他曾对我说，读《艾森豪威尔自传》时特别震惊，觉得这么个当了总统的重量级历史人物，想法简单得如同大孩子。他由此抨击中国人一个个机关算尽，把聪明才智都用在营营苟苟的事情上。不用说，简单地做人，是他的自许。

然而，在学术上也如此的单刀直入，让我这个对学问充满神秘感的小老弟有点扫兴。记得当初他给我的《北京晚报》写了篇800字的小文《路途损耗》，指出北京市民通勤浪费的时间太多，应该协调大家换房，就近上班。记住：那还是单位分房的计划经济时代。文章刊发后，我走访了北京交通、住房、城建等部门的专家。大家提起这篇文章，都拍着大腿摇头：“太简单！太简单！”我看了人家摆出的各种复杂的理由，马上信服。不过，三十年后，我发现自己也在写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引述了不少西方城市学的研究，复杂了不少。可惜不管怎么复杂，郑也夫当年单刀直入的“路途损耗”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由此，大致可以摸到郑也夫的治学为人之风。他并非不懂理论，但更看重经验事实。他选择社会学，是看重社会学调查的价值。后来到大学教授，也是不愿意躲进书斋当学者，而要接触活生生的下一代、直接对人产生影响。如今学术风气恶化，抄袭丑闻层出不穷，甚至当到大学副校长的也被曝出抄袭。我曾感叹：抄袭风险很大，一旦被抓住损失惨重。而且抄袭也要花精力。以目前中国的学术质量，随手写篇东西能多费多少事？可惜，现实是：应试教育把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塑造成“脑残”，抓耳挠腮地连一篇低质量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只有抄了。郑也夫则独树一帜。他在教学生涯中，已经为学生编过文集共16本。我怀疑中国高校里有任何一个教授能打破这个纪录。这些书，当然大部分是社会调查。调查出学问，哪怕是还在读本科的学生，按照严格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也能大量出产原创性的研究。

这本《科场现形记》，就是个例证。全书48万字，以密密麻麻的小字印刷，如果灌水冲成“心灵鸡汤”的话，那就是三本书的分量了。因为是集合了数十位学生的努力和成果，任何一个作者的名字也无法概括全书的“知识产权”，我就姑且将之放在郑也夫为学生编辑出版的十六本书中，一起称为“郑也夫工程”。这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界实证调查派的成果和学术创造力！而这本《科场现形记》更是特别为研究中国教育的现状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郑也夫在序言中引用了生物学家的一句格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要知道，郑也夫教授已过63岁，经历丰富、阅世甚深，八十年代在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了两年硕士，不舍得错过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放弃了博士课程匆匆回国。可以说，对于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他几乎没有放弃过任何近观的机会，教育也是他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他面对学生的调查也感叹“事实比想象更离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年轻学子的成果掉以轻心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对科学和社科最新研究的报道严重不足。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研究在学刊问世后，马上有媒体进行长篇报道，将成果普及，并引起公共讨论。另外，有一系列畅销书，也是以消化严肃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格拉德威尔轰动一时的《异类》，大概是美国前几年最畅销的非小说类读物了。此书属于成功学类，也许可称是“心灵鸡汤”了。不过，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在于他饱读普通人难以消化的那些心理学论文，然后以他的魔笔化繁为简、写出起伏跌宕的故事，类似于科普，读来酣畅淋漓，但内容的依据颇为严谨。这类的工作，在中国的媒体和出版界都是很大的空缺。郑也夫的学生们洋洋近50万言的细致研究，大概也让许多读者感到难以消化。我不度德量力，希望对其中若干要点进行简单归纳，并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观察和经验，对照一下中美教育的现实，希望引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进一步公共讨论。

考试机器是怎么炼成的

“开学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时到来，交通压力明显上升，达到‘轻度拥堵’程度。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尤其突出。”这是最近一篇对“小升初”报道中的开篇文字。地点是北京。何以如此？报道举出一个例子：“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顾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给出答案——早上六点钟起床，带着孩子毛毛穿越半个北京城去另外一个学区上学。”在北京，你不知道有多少毛毛这样的孩子。这意味着家长陪着孩子每天两三个小时耽误在被雾霾缠绕的路上、八万的“择校费”。而这仅仅还是“幼升小”。“有家长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试培训班，准备并背下了中英双语的自我介绍；有的家长记录下每个学校重视的特长，英语、体育、民乐……”

下一步当然更为惨烈，即所谓“小升初”。为了达到目的，出现了“占坑班”、“共建生”、“推优”、“派位”等等名目。因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又被家长们分成“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等。

为“小升初”而“占坑”，最近日益引起媒体的注意。但《科场现形记》中北大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雨甲同学《小升初的“占坑班”》的调查，大概是最早对这一病态的择校战的社会学“深描”。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所涉及的学校、机构、学生、家长的名字都采取化名。但调查本身，则遵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建立在大量访谈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了相当复杂的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