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为何会变成恶魔

yao2347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想的心理学实验》是2013年最不该被忽视的著作之一。但或许是出版方（新华出版社）不善推广的缘故，它未见于任何一个好书榜。相比之下，2010年三联出版社推出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到2011年已经印刷4次之多，几乎成畅销书了。

事实上，《对权威的服从》的作者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是中学同学，两人都进入了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系。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要比津巴多早得多，引起的争议也更大。当米尔格拉姆知道津巴多在做斯坦福监狱监狱实验的时候，他感到一丝欣慰，因为一个和他一样“没有道德”的心理学家出现了。如果说《路西法效应》证明了好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可以成为恶魔的话，那么《对权威的服从》则证明，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成为“恶魔”的潜质，因为在权威的命令下，他们会对一个受害者进行电击，一直到450伏特。

【一】

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个人道德和自由意志的看法。实验的基本方法是：实验者招聘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告诉他们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他们充当教师，在主试者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对单词配对出现错误的时候，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30个电击开关，从15伏特递增到450伏特），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嘟囔，抗议，惨叫，大喊自己心脏受不了），有26名受试者在主试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图为实验参与者在做痛苦选择。）

当然，被困在椅子上、身上连接电击器的“学生”只是一个演员，他的种种痛苦反应都只是逼真的表演，并没有真正电击，只是受试者不知情而已。米尔格拉姆改变实验的各种变量，做了19个独立实验，实验对象大约1000人。尽管变量不同，彻底服从（坚持到最强电击）的比例也不多，比如，当有人帮受试者按开关，40人中坚持到最强电击的达37人，而主试者不在现场，进行电话遥控时，比例又大幅降低，但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服从普遍存在。

在走进实验室之前，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自己不会干出电击受害者的恶事。这些实验，不但整体上改变了公众对个人道德的看法，由一些变量所导致的不同结果也很有意思：外表强悍的大汉，反抗的意识并不比弱女子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要比受程度低的人更具反抗性；从事法律、医疗、教育的人，较之于从事工程、物理科学等技术性工作的人，服从倾向更高；在军队中服役时间越长，服从程度越高，但无论服役时间多长，曾担任军官的要比士兵的服从程度低……可惜的是，对这些细微的区别，书中缺乏更深入的分析。

服从受试者最常见的思维调整是，他认为自己不必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他将所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主试这个法定权威，从而推卸掉了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视为外部权威的代理人，而不是一个以道德责任行动的个体。在实验后的受访中，服从受试者的普遍解释是：“如果就我自己，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米尔格拉姆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为“代理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服从者，不再从道德的角度对行为作出反应，道德关注转向了另一个关注：如何达到权威对他的期望。

这让我们想起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杀害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最终执行方案”的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在人们的心中是不折不扣的恶魔，战后他逃亡阿根廷，最后被以色列的特工绑架回耶路撒冷审判，他对自己行为竟然平静地做出无罪辩护：我只不过是完成自己的职责。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像一个可怕的恶魔，而更像一名毫无激情的官僚，他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桌前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的敌意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最根本的启示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中，具有艾希曼潜质的大有人在。对人类而言，幸运的不过是，虽然艾希曼常有，但希特勒这样坏的权威不常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