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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网报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Adam Davidson最近撰稿称,随着美国投资的减弱,中国投资的增加,在未来10或20年内,中国会超过美国。Adam Davidson提出中国是不是比美国更聪明的问题。以下是他的文章:
日本袭击珍珠港3个月前,杜邦公司执委会成员Angus Echols开始规划这个化工巨头的未来10年。他在一系列备忘录和高端磋商中解释道,美国即将参战,而杜邦需要援助自己的国家。但是杜邦还想考虑得更长远些。Echols指出,当战争结束时,女人们会开始购买便宜的丝袜——在此生死攸关的重要事件中杜邦应怎样给自己定位呢?
Echols找对路了。正当杜邦公司为美军降落伞和轮胎供应尼龙和其他材料时,其研发部开始钻研怎样制造便宜的丝袜,他们最终研究出了腈纶和莱卡布。就在日本投降8天后,杜邦宣布将把尼龙生产从战时物资转到女性贴身内衣。这家公司不仅为老兵提供了退伍专业的实际工作,还在未来数10年里主导了蒸蒸日上的合成纤维和塑料生意。
那种成千工业科研人员穿白大褂戴厚黑镜片的景象看来似乎过时了,但如今企业研发对我们经济的重要性更甚以往。尽管某些公司曾经有能力搞些新发明,比如尼龙丝袜,而且也借此挣了10年的钱,可现在产品的更新周期也短很多。如今,美国所有成功企业都已变成创新型公司。
作为消费者,我们不在乎产品是在美国发明还是国外。但是作为劳动力,我们在乎。虽说有关中国工厂窃取美国制造业岗位并摧毁我们生意的故事已经写过很多了,但两国在过去10年中艰难地达成了默契。美国公司发现他们能通过持续开发新产品来跟低成本制造业竞争。这办法对美国企业很有效,虽然,对美国制造业工人显然并非如此,因为拥有火爆新产品的知识产权比苦苦赶工大量便宜零件利润更高。而且这些高利润证明了企业确实该给美国工人发高薪水。
部分结果是,美国像过去一个世纪那样仍在研发上主导着世界。这个国家的年度研发预算几乎两倍于日本跟德国的总和。但是中国在长达10年中从研发的门外汉崛起为世界第二大资助方,对美国却造成了严重威胁。最近研发机构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的研究预测中国的投入2022年将与我们持平。这在当今的研究领域是很管用的。
中国已经计划关注那些激动人心但还有点模糊的创意——像是绿色、生物和纳米技术能源——这些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产品化。而且如果美国政府实验室、大学和企业研究人员还未在下一代技术突破上去的领先地位,整个国家很可能会在10年到20年落后,届时那些创新将变成产品推向市场。我们全球竞争对手的出发点是成为最新最好创意的发源地。想象一下吧,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是追赶中国:美国人中的少数阶级肯定有办法获利,但大多数工人挣钱都会少得多,且阶级间的鸿沟会进一步扩大。
很不幸,没有什么能阻止这一趋势。一切政府科研开支经历1960年空间竞赛时代的顶峰后都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且因为难以想象国会能够大幅提高科研经费,任何的长期研发都将大量转向私人部门。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以CEO们的视角来看,长期研发是项糟糕的投资。这种计划花费巨大还经常失败。而且甚至计划成功时,其他公司也会跟进并免费复制一切最佳创意。3年前退休的杜邦 CEO Charles Holliday Jr. 告诉我,很难让投资者超前思考2年之后的事。他说,“股票市场只肯给你现在能做的投钱。”结果就是,杜邦不是唯一一个改变了研发方式的美国企业。IBM、AT&T、Xerox 和其他公司都已一起压缩或裁掉了研发实验室。
当然,政府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一项法令来强迫公司长远思考。但是国会可以做其他事情,比如让刺激计划告别猖獗的短期主义。比如说,可以在数年内降低股票资产所得税。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创造不同种类的股票,给予长期持股者更多投票权。还有个商人间流行的办法是:吸引外国博士生在美国发展他们自己的创新。
美国公司怎样赚钱的问题或许从未变得如此重要。伴随一场战争的结束与另一场的降级,成千上万25岁或者更小的年轻人(其中不少没有学位)即将加入劳动大军,但没有岗位可以提供给他们。我们不知道今后10年20年伊战的退伍老兵怎么维持生计。我们只能期望现在还有人肯付钱来找到那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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