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富人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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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贫与富的阶层分化。有着阶层分化也就存在着阶层间的合作以及阶层间的矛盾冲突。当阶层间正常合作而矛盾冲突缓和时社会就能正常发展，当阶层间矛盾冲突激化不能调和时社会就陷入混乱甚至陷入血腥杀戮中。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福利就能起到缓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作用，而且有关教育的福利为穷人阶层的优秀分子致富进阶转化为富人提供了条件，起到了打破阶层固化的作用。
      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缺乏福利穷人没保障，在残酷社会环境下由毛泽东等人利用缺少生存希望的贫民发起暴力斗争，推翻原政府取而代之，屠灭大量的原富有阶层人员，产生新特权阶层。中国历史中的历次贫民暴动也说明了穷人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容易卷入暴力掠夺活动。
    有人宣称社会福利会鼓励懒惰，使人缺乏进取心致使社会丧失创造力。但现实未必如此，高福利国家的典型：芬兰，就是当今世界的相对的创造力最强的国家（绝对的创造力是美国最强，因为其国家比芬兰大得太多了）。芬兰的人均的有效国际发明专利量名列世界前茅，而且排名靠前的还有其它高福利的北欧诸国。（中国的专利主要是国内的无效的垃圾专利）。美国是高创造力而且低福利的国家，但美国也比中国的福利水平更高。
    美国因其低福利政策而害怕大规模失业，也害怕旧产业快速衰落，因此美国对某些危及旧产业的新技术的发展态度较为消极。科研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早就积极对页岩油气开发、电动车、三D打印等技术大力推动，则这些技术应可提前十年进行产业化运用。
    北欧诸国的高福利便于普及高等教育。个人在高福利的支持下一般很少从事自己厌恶的工作，往往找到感兴趣的工作岗位后才进行工作，有利于激发个人创造力。而在高福利的支持下，企业、政府、社会对大比例失业和旧产业快速衰落的承受力远大于低福利国家，政府和社会敢于大力推进的新技术革命而不必顾虑危及旧产业。而且在高福利国家即使创造失败也仍有生活保障不会穷得难以生存，让人更敢于创造冒险。
    未来科技的发展必定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成熟完备，到那时绝大多数的人工岗位将被机器人取代，到那时只有社会福利才能缓解生产力过剩造成的失业危机。即使未来有可能最先成功完善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国家不一定是高福利国家，但率先成功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普惠社会的国家只能是高福利国家，而低福利国家推广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会因普遍失业造成穷人的生存危机。（预计各个低福利国家会在那个未来时代提高福利水平，否则平民将难免遇到大劫难）
    反对提高社会福利的人认为社会福利来自于税收，提高社会福利会提高税收，会加大富人的税收负担，减小富人创富的积极性，还会加大企业发展的难度。其实福利保障使民众更敢于消费，利于扩大市场规模。中国现在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充足的人士仅只是少数富人，平民消费力普遍低下。提高福利会提高平民购买力增加消费信心。提高福利虽然会加大富人的税收负担，但同时也加大了的市场消费规模利于能力强的开拓型富人赚钱，也加大了平民优秀分子在市场中赚钱成为富人的可能。
    高福利国家并不是均贫富，福利保障了基本生活需求，但要活得更好必需自我奋斗。有志创富的人士不会因为高福利而丧失进取心，而且高福利给有志创富的平民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发达国家富有阶层的高端精英一般对收税用于社会福利表示理解。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富豪们已数次要求政府对他们增税。巴菲特透露其2010年调整后的总收入为62855038美元，而应计税收入为39814784美元，应计税收入与总收入之间约2300万美元的差距主要因其慈善捐赠与地方税带来的税收扣减。他指出，其联邦所得税6923494美元，仅约占应计税收入的17.4%他的收入税率偏低，因为薪金税针对工资收入（他工资不多），而美国的资本收入税率远低于薪酬税率，所以要求增税。
      从巴菲特的公开信到顶级富豪们联名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都请求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增税。这样的事情早有先例，在小布什签署取消遗产税法案时，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乔治?索罗斯、洛克菲勒等120名顶级美国富豪，就搞过一回“公车上书”,反对取消遗产税。
    美国的高端富豪阻止取消遗产税，坚持要高额征收遗产税，支持提高富人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还热衷公益慈善，这体现了“能力大者，则责任更大”的美国精神。中国的特权专制下的现有富豪，很多是以权钱交易而发达的暴发户，其父辈多为在土改中杀人夺产、积极上位的干部，他们专注发展自己已得的权利，逃避社会责任，当年乐善好施的士绅在土改中被他们屠杀殆尽。
        某些高干特权者当年在土改时滥杀地主夺取财产，大批杀人并且声称乐善好施的士绅做慈善是撒谎作恶掩盖剥削本质，后来那些高干特权者先富起来了，却在逃税反福利，总占便宜。特权致富者的收入中多数是灰色收入不属于计税范围，而且中国官员的财产不对社会公布，使官员盛行以权谋私和逃税。那些特权致富者的行为极大破坏了中国历史中曾经被推崇的慈善精神，这也是现在中国社会缺乏道德的原因之一。
       人处在社会中就已接受社会利益，富人享受更多。文明是人类所得的最大利益，没有文明则人类如同猴子。文明主要是由历代文化精英和科技精英所创建。商界精英是在社会中主导经济活动而占有大量财富，其一般对文明的直接创造贡献极少（自己技术创新而成功的跨界精英除外）。对文明贡献最大的科技精英的经济收入通常远低于商界精英。富豪即使以亿万家财为学费学得人类文化而融入人类社会也是得了天大的便宜。
        人生于世就受恩于历代文化精英和科技精英所共建的文明中，除非脱离文明当野猴才能置身其外。富人的经营活动必然利用现有的公共设施、公用技术、依赖正常的社会秩序、共享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富人利用人类共享的文明而获取财富的条件优于穷人，得益也更多，受恩于社会而发达，所得大于付出，应该担当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发达国家的国家税收大量用于社会福利而且普惠全部国民。中国却另有特色，虽然国家税收也用于福利，但特惠于少数特权者。普通平民的收入难以承受沉重的医疗负担、教育负担，难以承受高房价，缺乏社会保障。而高官特权者却享受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专享医疗、专享疗养保健、特供食品、特供房等特殊待遇。这些特权富人的福利严格说来并非发达国家所说的社会福利，而只是特权利益。中国现在的社会福利水平其实很低，社会福利的占比远低于现代的低福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