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后知后觉,前几天方知阿伦·雷乃于3月1日去世,享年91岁。
当年的法国新浪潮,大致有新浪潮派(即电影手册派)和左岸派之分。前者又称作者电影,我最爱的特吕弗便是其中翘楚。后者又称作家电影,文学色彩强,不用第一人称叙事,重视人物内心,影片中有大量回忆、遗忘、想象之类的元素,阿伦·雷乃是其代表人物。 1955年,33岁的他为了赚点钱而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却因此名声大噪,这部反思二战的《夜与雾》也成影史经典。1959年,他拍摄了《广岛之恋》,1960年,他拍摄了《去年在马伦巴》(大陆一般译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也是他最出色的两部长片。二者都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前者是阿伦·雷乃与杜拉斯的合作,后者来自与格里耶的合作。
以在中国的名气而论,因为《情人》而被国人熟知的杜拉斯自然胜出一筹,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格里耶。
左岸派的电影一向反情节,阿伦·雷乃作为代表人物自不例外。他的作品大都偏重社会或政治题材,以时间为主题,看重形式,尤其是摄影和剪辑。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阿伦·雷乃的青少年时代。如今说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浪潮电影,很多人慨叹那个时代的辉煌,可辉煌并非无缘无故。阿伦·雷乃的幼时读物是普鲁斯特、赫胥黎和曼斯菲尔德,据说他还爱看漫画,甚至因为某连环画没有法译本而专程跑到意大利,他也称漫画是第一个让他认识到电影技巧的媒介。他考入法国高等电影学院后,仅读了一年半就退学,因为他觉得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看电影的收获比上学更大。
幼时熏陶和特立独行并不是成为大师的充分条件,也未必是必要条件,若以此当成阿伦·雷乃成长中的“亮点”,自不免马后炮的嫌疑。这段经历让我触动和羡慕的其实是“自由”二字,自由的阅读,自由的来去,自由的退学,自由的求知……
当自由的心遭遇历史伤痕,便很容易化作一种悲悯情怀。其实,早在1950年,阿伦·雷乃就已经在短片《格尔尼卡》中展露心境,以蒙太奇手法将绘画和解说融合,表达对战争的不满。到了1955年的《夜与雾》,更是一改纪录片的固有套路,而是强调回忆与想象,从此展开了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之旅。
(一)《夜与雾》,冷峻镜头里的沉痛
仅有32分钟的短片《夜与雾》,重返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此时的奥斯维辛美丽安静,但镜头回溯到1933年,大片集中营在这里修建而成,大批犹太人在这里被文上编号,再也没能出去。到了1945年,因为集中营人数倍增,不堪负荷,成堆尸体被推入大坑掩埋。
即使只有32分钟,阿伦·雷乃仍然在开场时用了一分半钟的时间拍摄了长镜头,蓝天碧野,直到镜头转向铁丝网时,沉重才扑面袭来。 这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短片,镜头冷峻,旁白冷静,没有煽情的语言,没有悲怆的音乐背景,更没有导演因巨大野心而收敛不住的所谓“激情”,而是极为克制隐忍。镜头从消毒间到宿舍,从公共厕所到刑场,从手术区到监狱,从焚尸房到毒气室……它也没有许多纪录片习惯采用的人物特写,完全以群像展现,看似庞杂,实际上是突出群体的悲剧、全人类的悲剧。
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狭小的笼子,还有一筐筐的头颅,都触目惊心。但最让我震撼的却是一个长镜头,那堆得密密的黑色头发,镜头由下到上足足用了半分钟,一块块堆上去的肥皂同样密密麻麻。这些平凡事物之所以可怕,是因为那些背后的故事,纳粹会将犹太人的头发做成纸张,会将尸体炼出的尸油做成肥皂……
在后来的审判中,纳粹军官和监狱长都说:“我没有责任”,即使他们满手鲜血。这让我想起了纳粹宣传部部长戈达尔的那句话——“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这种平庸的恶,常常以“被大时代裹挟”的虚假面目出现,成为普通人为自己开脱的借口。纳粹如是,我们的“文革”亦如是。
最后的旁白是这样的:“当回忆回到过去,我们假装重拾希望,仿佛我们及那些在营中的受害者得到治愈。我们假装它只会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发生一次。我们对周遭视而不见,假装听不见人类不停的哭泣。”
还要说说《夜与雾》这个片名,“夜”和“雾”的德文第一个字母都是N,N在德语里指代姓名不详的人,这是纳粹给集中营受害者所贴的标签。二战结束并不是终点,在那之后,又有很多人在其他国家遇害,因为刻意的隐瞒和遗忘,他们也成了“N”,连名字都没有留下。那些阴影,分明并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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