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五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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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是前台大校长傅斯年118岁冥诞。当天校园出现多面黑白巨幅海报，上印傅斯年头像以及他1949年台湾爆发白色恐怖“四六事件”前，对前往学校搜捕匪谍的警总副司令彭孟缉呛声的一句话：“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之所以有这张海报，还是要回到今年3月18日的台北不羁夜。

数百名学生冲进代议民主象征的“立法院”，对台湾当局与其经贸政策表达不满，爆发台湾近年来最严重抗议活动；由于“立法院长”王金平无意强制驱离，学生宣称“占据”议场，展开长期抗争。紧接着，另批更激进的学生团体又于23日晚冲入最高行政部门办公厅舍；马团队开会后拍板确认行政中枢不容瘫痪、“政府不能被占领”，决定铁腕镇暴驱离；几小时后，周边恢复平静，但有不少学生在冲突中挂彩，或被警棍击伤流血，百余伤者送医。也因此有了这张“还我傅斯年”的黑白海报。

在台湾，谈到大学民主与校园自治，就绕不过傅斯年的身影。伟大的帝国建基在神话上，伟大的学术殿堂亦然。走过五分之四世纪的台大，历任十多名校长，但最为人传颂的仍是傅斯年种种行谊，他也不过在台大待了一年多。但靠着把五四精神带到台大奠基，建立自由传统与独立人格风范，傅斯年为台大留下的遗产，已铭刻在无数学子心上。

要谈到傅斯年在台大的作为，须回溯到1949年之交，国民党在大陆一败涂地，各地学运抗争不断，前任台大校长庄长恭擅自离台返回上海，为安定人心，蒋介石除指派在台养病的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并委由傅斯年出掌台大，稳住局面。身体不适的傅斯年再三拒绝，却经不起老长官朱家骅等人轮流游说，以及陈诚三催四请，终于首肯接任台大第四任校长；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来台，与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陈诚甚至当日亲到机场迎接，以示尊重。

当时，台大一切资源全由接收日本台北帝国大学而来，动荡时期，整顿困难，也欠缺资源与稳定的研究环境；台北帝大更是日本军国主义为培育殖民地高校生所设，作为侵略东南亚跳板，以培育殖民地忠诚精神、符合帝国需要为创校精神。因此傅斯年接掌台大后，不但以极大魄力寻求改革，放下身段到处奔走，甚至直接找上蒋介石、陈诚、吴国祯等人要求经费支援。更重要的是，扭转台大被殖民统治工具化的洗脑命运，提倡人文与学术自由，重建一所现代化大学，脱离大学被强行赋予的政治使命，向剑桥、牛津等深具历史的西方最高学府看齐。

这种启蒙与开化的要求，恰好与当年北大学风相呼应，因此傅斯年虽在政治议题上与共产党有分歧，但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学保障学术自由的抗压性，甚至因为他与胡适之间深厚的交情，以及承继五四以降浓厚的自由派色彩，使他就任校长以来批评声不断，有心人士更质疑他把台大搞成“共产党的温床”；把萨孟武等“亲共容共”人士拔擢任系主任等职。他则痛批：“反共也要有反共的立场”；如治安当局知道某人真是亲共分子，有真凭实据，当然按法律办。不过“学校不是警察机关”，“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虽然傅斯年以他个人的分量，对学生提供一定程度保护，但毕竟那是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具左派思想的大批学生更不耻国民党的腐败与专政，争议四起，国民党的态度也越发凶狠起来，冲突一触即发。引爆点就是1949年的“三月学潮”与“四六事件”。

讲起三月学潮的起因，比“二二八”事件因取缔私烟而起还要离奇，纯粹是因为一辆双驾的自行车而起。3月20日晚间九点多，省立师院博物系学生李元勋和台大法学院学生何景岳在路上共骑一辆单车，因不服员警取缔双驾违反交通规则而发生争执，两人被强行押往北市第四警分局，即今日大安分局拘留并遭殴打；消息传到校园后，原本就对时局与饥饿问题相当不满的两校学生群情激愤，两百多人陆续包围警局，三度请愿要求立即交人、赔偿医药费，且由警察总局局长出面道歉。

警方虽释放李、何两人，但因其他诉求迟无回音，学生将居中调解的第四分局局长、警察局督察长带回台大宿舍向其余学生说明事件始末；经台大校方协调，学生晚间暂时散去。隔日上午，事件越演越烈，学生发起千余人示威游行，前往中山堂旁台北市警局请愿，要求公开道歉，并登报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沿途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等左派歌曲，并高喊“反对法西斯迫害”、“反对内战，要和平”等口号，警察总局局长刘监烈在压力下公开道歉并签字同意学生诉求后了事。

数日后，学生再以纪念黄花岗革命烈士为由，在台大法商学院运动场集结举行青年节营火晚会，宣布成立“学生联盟”，由台大学生叶城松为会长，并提出“结束内战，和平救国”、“反饥饿，反迫害”等呼应大陆内地学运诉求，号召全台学生联结，计划选在五四举行全省学生大会。但学生们并没警觉到，国民党主导的军警特势力早就盯上这场抗议活动。

尤其叶城松先前已加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积极发展组织而相当活跃，因此眼看学运升级并逐渐左倾，让国民党提高警觉；陈诚自南京返台述职后，更认为先前警方态度过于软弱，事态严重，即决定命副总司令彭孟缉负责逮捕主谋分子，避免学运冲击扩大。

4月5日傍晚，师院因清明节放假一天；省警备司令部列出台大14人、师院6人黑名单，企图一网打尽。其中两名便衣军警至龙泉街师院学生第一宿舍，首先逮捕新选出的师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但运送途中周慎源逃走并躲入公园路台大医学院学生宿舍，引发学生群情激愤，除护送周慎源回到师院第一宿舍，当晚两校学生并商议隔日发动更大规模游行反制。

决定先发制人的陈诚，先发出《特字第贰号代电》，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妨碍秩序，妨碍治安，捣毁公署，私擅拘禁执行公务之人员，肆行不法”为由，决意逮捕3月学潮的主谋分子；并出动军警包围学生聚集的师院宿舍。当晚他更邀集傅斯年，与时任师院代校长、日后曾被蒋经国选为副手搭档的谢东闵前去他家开会，讨论驱离抗议学生及逮捕主谋分子事宜；负责执行的彭孟缉也在场。

陈诚公开表明整顿学风、动用军队进入校园抓人的决心，傅、谢两人虽表达“学生的事可以慢慢劝，不要用军队”，但劝阻无效；加上警备总部宣称在台大已发现为中共宣传嫌疑的无线电波，要求进入台大搜查，几无转圜余地。

眼看大势不可挽回，谢东闵当场向陈诚辞职，表示无力过问此事。傅斯年虽同意政局安定为先，支持肃清共谍；不过他强调，如陈诚派兵，除了要快、彻底，但“绝不能流血”。同时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逮捕台大教职员与师生，需立即释放；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拘捕学生。

傅斯年也说：“要抓人先告诉我，真有罪，我交出人来”；他并向彭孟缉力争，如入校搜索查无证据，彭孟缉“需负起政治责任”；同时，“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告知两校校长后，陈诚与彭孟缉决定动手；谢东闵在冲突爆发前先后两次进入宿舍劝告学生交出周慎源等名列黑名单者，以保其他人平安无事，但无功而返。最后，军警在深夜优势攻坚，无论有无罪嫌均遭绳子绑起逮捕，送至位于今日中正纪念堂的陆军第三部队军营中侦讯；当晚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学生也遭到集体逮捕，但人数明显较少。总计两校约300余人被捕，即“四六事件”。

在傅斯年要求下，隔日下午，陈诚同意傅斯年率台大师生赴警总探视。傅斯年除了依警总名单清点学生，也要求除军警认定行为不法者即予依法办理外，其余不在名单之内被捕者应早予保释；即便在名单内学生，也应尽速移送法院公平审理。

4月9日，陈诚在中山堂光复厅宴请傅斯年、台大各学院院长、各科系主任及教授、副教授等170余人，强调以“公开、不流血方式，依法处理几个首谋不法学生，实乃不得已之举措”，但为贯彻整顿学风，仍将针对不良分子继续法办。傅斯年除要求在勿纵之外，别忘了勿枉；再度提及非名单中学生应即交保释放，陈诚当即表示照办。两校学生约二百余人因此保释后由学校领回。

因为有傅斯年介入，相较师大被逮捕两百多名宿舍住宿生，超过四十人遭侦办，事件后全校停课听候整顿，学生一律重新登记；台大遭逮捕、牵累学生都相对较少。台大行政会议也开会决定，被捕而无法在学的学生如处以旷考而退学，仍可保留学籍，俟服刑期满后再回校复学，完成学业。

最后，“四六事件”共造成十九名台大、师院学生被法办，三十多人被移送板桥新生训导处实施感化教育；共有七人遭枪决。至于周慎源在军警攻下师大宿舍时因被学生藏在天花板而逃过一劫，但逃亡桃园时仍遭抓捕枪决。

陈诚也于5月份宣布台湾进入动员戡乱时期而展开戒严，严格管制各类集会活动。“四六事件”因此成为台湾白色恐怖的滥觞，凸显党政机器的矛头已指向不分省籍的知识分子，开始肃清各层次的左倾或亲共分子。例如，国民党当局在事件后进一步要求大学教授内的公教人员，需实行连保制度，免受共产思想“污染”，严重伤害教师自尊与人格，因此遭到傅斯年拒绝。他强调，台大师生“绝对思想纯正”，有问题由他一人负全责、保证，更不能妥协承认无罪师生为有罪；因此台大也成为全台唯一未实施连保制度的大学。

紧接着1950年元旦，由于凯等人筹组的“海天歌咏队”在台大新年舞会中表演秧歌，当场被部分学生指称为“共党歌曲”，台上台下吵成一团，次日台大出现“反共抗俄团”名义黑函，指匪谍混入校园，引发轩然大波，教育部、保安司令部皆来函关切。傅斯年当时全力压下争执，指称晚会系训导处主办，歌舞为教育部审定音乐教材，未有任何违规或共党介入行为，他并要求闹事学生写悔过书、承认乱发黑函，同时开除其中一人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