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大学生到基督徒

yao2347

对大陆读者来说，夏道平或许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然而，在1950年代的台湾，夏道平则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自由中国》的编辑，夏道平的自由主义理念，通过《自由中国》半月刊，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1995年12月23日下午七时，夏道平在台湾病逝，享年88岁。消息传出，台湾各界朋友纷纷撰文、撰联追思、悼念夏道平先生。其中有两则挽联给人印象深刻。

其一是《自由中国》的撰稿人之一胡学古（又名虚一）敬挽夏道平的，曰：

奥国学派，经济理论学者；自由中国，民主政治先驱。

——胡学古《一种典型的夙者：悼念夏道平先生》

另一则是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教授柴松林献给夏道平的，曰：

人间岁月非关寿，夫子春秋在典型

——柴松林《高山可仰徒此揖清芬》

这两则挽联颇能代表夏道平的人生。夏道平大半辈子的时间致力于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研究与宣传上，人虽走了，但典型在。

前段时间，夏道平的孙子夏明，参与编辑并出版了《夏道平文选》。此书的出版，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被遗忘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能。夏道平的思想人生，不论是他的师承、政论，还是他的基督徒身份，都值得当下的我们深思，从他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线脉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自由主义者走向基督徒的精神之旅。

一、与武汉大学

夏道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大冶一个商人家庭，七岁起受了八年私塾教育。后来考进新制中学。他与武汉大学颇有缘分，1929年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两年后直接升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193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法学院助教。

抗战时期夏道平曾短暂做过文职军官，还曾任职于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1949年赴台后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并任该刊主笔，宣传自由、民主。《自由中国》停刊后一直在台湾高校教书，致力于自由经济的研究工作。在人生观上倾向于“理知的自由主义思路”。

晚年，夏道平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毕业于武汉大学，决定了我后来大半生的命运。”（注1）

他曾非常感念一位恩师和一位益友。这位恩师是其家塾先生杜星符。

杜星符不仅教其作文，给他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虽未受过新制教育，他却知道科学新知的重要，经常劝我父辈要让我们去考新制学校，以适应时代潮流”。（同上）

后来，夏道平能够进新制中学，他确信是杜老师之前对父亲的劝告起了作用。进了新制中学这一关，才得已进入武汉大学。这也是夏道平最感念杜星符的地方。

他所感念的益友詹绍启，也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

那时，夏道平刚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詹绍启则是其刚入校的“小同乡”。虽然他们在武大的四年间过往并不甚密，但后来在台湾，这位武大的小同乡曾寄给他一本刊有预告米塞斯（L.vonMises）的新著TheAnti-CapitalisticMentality的内容摘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夏道平理清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重要作用。

而且，在武汉大学所受的教育奠定了其一生的自由经济思想。

当时，武汉大学的创办人王世杰、周鲠生、李四光等人都有留英的背景，他们多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高材生。可能由于这一因素，他们聘请了不少有留英背景的尤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任教于武大。

这里，很有必要梳理一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关系。民国知识分子中，那些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像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等人都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拉斯基的影响，成为介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而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群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如任凯南、周德伟、蒋硕杰等人。虽然在政治上他们与罗隆基、储安平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在经济主张上，则截然不同，任凯南他们在经济上主张严格遵循市场经济原理来发展经济，他们是典型的亚当·斯密的精神传人。

这些理念的不同，与他们的师承有关。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政治系与社会学系的教授，多是费边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理念上的代表就是拉斯基；而在这所学校里，经济系的教授，则多数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市场的力量，反对对经济的任何人为干扰，其代表人物有：埃德温·坎南、罗宾斯、哈耶克，他们一直致力于对拉斯基思想的批判，弘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与经济学系教授的思想分野，其实也构成了英国工党与保守党的迥然不同。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当时是拉斯基，而后来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的经济理念则来自于哈耶克。

夏道平所就读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就有两位有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背景的老师：任凯南、杨端六。

二、接通古典自由主义一脉

在夏道平读书的1930年代，计划经济的思潮正随着苏俄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弥漫于世界，与此同时，经济干预的理念也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风靡一时。然而，夏道平的经济学理念，则走向了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之路。

夏道平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

他在大学最初学经济学时曾“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据他在《自由经济的思路》自序中回忆说：

——“在我们经济学系一年级教经济学的那位先生，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所教的，是当时德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还在三年级教一门经济政策，那是从铁血宰相俾斯麦以来德国的那套玩意儿。所以我在起步念经济学的时候，就被误导到“非”经济学的歧途。”（同上）

不过很快，在老师任凯南的帮助下，夏道平走出了误区，对此，他回忆说：

——“所幸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接触面的扩展，我没有深深地走进那个歧途。这是得力于好几位从伦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其中特别是任凯南老师。”（同上）

夏道平曾提到那时任凯南对一位留美硕士关于美国的制度学派的演讲的点评：“制度学派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后代。”夏道平说：

——“我当时不懂其中的含义。到后来念经济思想史的时候，从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的争辩中，我才领悟到任老师那句话透露了他自己的经济思路。（同上）

作为埃德温·坎南的学生，任凯南的经济思路是偏向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的，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学生夏道平对哈耶克的经济学主张的接受。

在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工作时，夏道平认识了雷震，到台湾后，他成为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的编辑。在《自由中国》工作时期，他与殷海光、张佛泉等对自由经济的研究都很有热情。而且，这时，在武大认识的小同乡詹绍启寄来的杂志给了他很多启示。他后来回忆说：

——“如果那时我没有读到米塞斯新著的那篇文章，我很可能跟随海光或佛泉走上非理知的自由主义的思路而不会再有回头去钻研米塞斯、海耶克的机会和兴趣了。”（同上）

在之后的教书生涯中，夏道平还陆续翻译了米塞斯的很多书。

人生中遇合的人给他的激励和启导，终让他坚定了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接通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一脉。

许多年来，在对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如谢泳、许纪霖等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其指向的研究对象，如储安平、金岳霖等人，很多时候都是拉斯基似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而通过夏道平的师承，从任凯南、杨端六，到周德伟、蒋硕杰，再到夏道平，我们似乎可以追寻到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脉络。随着1950年代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翻译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这些思想脉络，逐渐清晰起来。而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则大多囿于社会的封闭与思想资源的匮乏，未能走向古典自由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