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清新如何成为愤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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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人，几乎都有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共识”：台湾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充满了巷弄小店、咖啡店、微文创，台湾青年很“小清新”，喜欢追求“小日子”和“小确幸”。但是台湾年轻人似乎没有大陆年轻人这么积极、那么有“竞争力”。

如果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似乎没有人好好解释过这个“小清新”是怎么来的，因为台湾并非从来都是如此，而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文化现象。

首先，台湾的青年时代（80后与90后）确实出现一个价值转向：越来越多人属于美国政治学者Ronald Inglehart于1970年代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 )价值观。

所谓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个人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为最高优先，而后物质主义则是个人更重视自主性、自我表达和非物质的价值满足；Inglehart甚至进一步指出，物质主义者强调秩序的维持，而后物质主义则更重视政治参与，甚至会参加“非传统的政治抗争”，譬如示威、罢课、占领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并对执政者施压。在西方，这个世代战争表现在1960年代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

这个理论很能解释台湾过去十几年新世代的新价值。台湾《远见》杂志于2009年7月，发布一项有关两岸年轻人价值观调查报报告，台湾年轻人的人生目标第1名是“自由自在”（42.2％），其次是“家庭美满”和“工作稳定”。最多台湾年轻受访者认为“成功”的定义，是“实践自己的兴趣”，达36.2％，其次方为“拥有专业技能”及“高薪”。

这个“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型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当一个经济体成熟后，越来越多人愿意追求其他非物质层面的满足。所以台湾相对于大陆，固然是鲜明的对比，但做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台湾的新价值和生活方式和其他欧美国家其实并没有差别太大。

回到台湾历史脉络来看，台湾在1980年代经历了民主化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劳工、环境、性别、社区、教育改革等等，这些社会运动不只冲击了台湾当局，也带来许多新价值，并改变了以往将发展主义做为最高价值的主流思维。成长于两千年后的世代就是这种巨大转型的结晶：他们视民主为当然，他们具有更多元的价值并扬弃以往主流的成功价值，并把这些新价值落实在对生活的经营，让个人生活与整个社会都能更美好。他们不相信“幸福”是来自金钱的无限累积──无论是整体社会，或者个人来说。

台湾对此有另一个重要描述叫做“我的小革命”──因为在1980、1990年代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大革命之后，过去十年有各种小革命在改变这个岛屿的各个角落，各种社会关系。

从这个历史分析，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香港经济比台湾更发达，但相比于台湾，香港似乎仍是一个非常物质主义的社会，而没有如其他欧美国家有越来越重的后物质主义。因为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过渡，除了经济成长的规律之外，还有赖其他社会条件和政治体制，亦即是少数人从事的社会运动对传统思维与权力关系的冲击。

在香港，过去十年终于开始了类似的转型：社区保育运动、土地正义，农村运动，以及各种对发展主义的反思正在出现，民主运动更是炽烈，以致于年轻世代开始展现和上一代的“中环价值”──这个概念正是“物质主义”的香港版──不一样的价值：更多人想开自己的小店，更多人走入农村，更多人关注老社区老建筑，而多人走上街头追求自由。这也是为何香港人在几年对台湾大感兴趣，因为在台湾所逐渐落地生根的新价值是香港年轻世代所想要追求的。

这是台湾小清新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小清新们原本可能不在乎政治。因为成长于两千年后的他们（如果以80后来说，最早的80后刚好在2000年满二十岁，可以投票，而那是第一次政党轮替），所见到的政治是有些令人失望，两个主要政党是老旧而陈腐的，无法回应新世代的需求与想象，因此他们更没有上一代的蓝绿包袱──他们当然和蓝或绿比较接近的意识形态，但不会被政党绑架，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公民社会的苍白，很大部分是台湾的选民容易被政党以认同进行政治动员，而没有真正发展出强大的公民力量，也因此让掌权者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可以背弃人民：看看阿扁在贪腐危机后可以诉诸深绿力量来巩固权力，看看马英九民调只有百分之九却丝毫不担心自己正当性低落。

马英九上台后所积极推动的各种政策从岛内到两岸更严重冲撞了这个新时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议题──从苗栗大埔、恶质都市更新，兴建美丽湾饭店、到核四，都让更多年轻人感到愤怒和认识到体制的不正义。这次强行通过“服贸”（注：即《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更让几万个青年占领议会、几十万人走上街头，这是一整个时代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