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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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一带，我的姓氏和村庄一样不出名。好在介绍自己姓氏的时候，能沾金庸的光，别人问起即声清气朗地答：“我姓段，段誉的段。”但介绍村名的时候就不那么好说了，明明是段姓湾子，却叫张鹤桥。
　　我不研究家谱，但也知道我们湾子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定和张姓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这边段姓几个湾子的祖宗墓碑就在一张姓湾子的后背山上，年年有人组织前去祭奠，总有张姓人家问候。这样追溯，村庄的历史就长了，十里八乡的，大家都是亲戚。
　　我曾经和村头的那棵主干要四人合抱的大枫树暗暗较劲了好多年。但就是攀不上去，一次雀儿也没取下来过。和那棵大枫树较劲的不光是我，还有一代一代的村里人。我们对这枫树是又爱又恨。它是我们湾子的地标。好远好远，人家问路，就有人介绍：喏，湾子东南头有棵叉形大枫树的就是。还有，大人夏天村头劳作累了，就到树底下乘凉歇息，它可是能撑起禾场般大小的荫凉地呢。小伙伴们呢，上树摘枫球，掏鸟窝，或者纯粹比胆量看谁爬树爬得高，那树就是游乐场了。树是好树，但就是那个叉形，暗地里成了我们的心病，半桶水的风水先生说我们这里是牛皮地，村里不发富贵，是勤扒苦做，做粗重活的命。他说那棵大枫树哪里是大枫树，分明是架在牛脖子上的牛夹头。恨也是恨，曾经有位大叔提起锯想对它进行肢解，才动它最低处的一根小小的枝桠，还没锯掉，就大叫一声从树上摔了下来，他是被从那枝桠流出的鲜红如血的树汁给吓住了，结果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虽说恨也是恨，不过那时候枫树也被我们利用过，我们小时候读书不认真，伙伴们都给自己找理由，说是风水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不认真。一起玩大的二狗在读小学四年级、老师作势要打他时，他竟然把这个理由说给了老师听。
　　我总是对风水存有疑虑。在多个传说中，风水先生总是拿我们湾子的地貌和那棵枫树做文章，但我们湾子水好，村前是小桥流水，流水近处的水井，看着好像不深，清澈见底，但就是好，四五百人的村庄，怎么用也够用，入口甘甜，夏天跟冰棒一样凉；冬天，远远就看见一股热气在井口升腾。风水的传说被一辈辈地传说着，我就是没有机会和其中一位风水先生进行对话，没办法向他们说明我们这里不是牛皮地的理由。
　　我对家乡的热爱与生俱来，总是寻找着对村庄有利的理由。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湾子是显得很破旧，一半人家住的是土砖青瓦房。但那时候的乡村，不是和我们村庄差不多吗？那夏天凉快的青石板小巷，我们有；那农闲时候听说书的带天井的老屋，我们有；那星夜里我们捉迷藏做游戏的禾场，我们有；那新娶媳妇箱子底下压着的银项圈，我们有。我们也有没有的，没有地主没有大学生。没有地主使文革时村庄显得更为平静，但大学生的缺失，使偌大一个村庄，时不时跃出风水先生的传言。
　　和我一样爱着村庄的，是村庄的人。我的族兄文哥只比我大一个月，我们从小一起玩，一起捉鱼摸虾摘瓜打枣，对我很照顾，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喜欢跟我说。那是我读高中的初秋，忽然有一天，他拉着我就朝田野去。走到五叔家承包的一块稻田，它指着一兜禾苗叫我数数有多少棵，然后和我一起仔细数出有55棵。他用按捺不住兴奋的语调告诉我，他看见五叔插下去的，就一棵禾苗，现在竟然分蘖成55棵的一兜。我和他一样单纯地惊喜着，憧憬着黄澄澄的谷子像小山一样堆在家里。
　　日子从粮食开始，一步一步地好了起来。和我一起玩大的伙伴们，很快成长为家里的壮劳力，因为人多地少，也成了家里的富余劳力。他们大多成了农民工，东奔西走，不少人盲流过，在城市里饿过肚子，但他们都挺过来了，如今在湾子里建起了一栋栋的漂亮楼房，家里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一样也不缺。
　　这个时候，我再次想到了风水先生。不是因为楼房和村里人的生活，这个不值得夸耀，哪怕是湾子里出了几个百万富翁，几个人当上了官。这些，在我们这里，不过如此。甚至和相邻的小村庄比起来也不会出彩。我想到风水先生的原因是，风水真的变好了。连续八年都有人考上好大学，硕士、博士生也不缺，现在有人在部队研究导弹、反恐，有人在清华园读博，有人在进行高端药理研究。这些，大概是对风水先生认定我们只能靠粗重活才能延续下去的结论的颠覆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村里是否有人和我一样，有时候忽然就想到风水先生。但我知道，哪怕是我们改建祖堂、祭祀祖宗，那些带有民俗文化甚至有那么一点盲目色彩的公众活动里，也寄托了我们向往美好的情思，更何况我们搞建筑、开汽车、办餐馆，闯荡大城小街谋生活？站在村庄刚刚建好的水泥体育场上，我任自己的思想纵横跑车。
　　只是，前年，村头的那棵枫树死了，虽然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破坏活动，但它的死去，让我感到很遗憾。